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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塞还到他手里，说：“跟其它那些东西一起写到财产清单上好了。” 他叹口气，问我：“我们是不是就不能好好说话了？” “你想说什么？” 我停下来，转过头看着他，他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要理解，这么做是为了Caresse好。你随时可以来看她。” “我知道，每天一小时，不是吗？我会跟Sandy约时间的。” “你随时都可以来。”他说，“搬回来吧。” “你知道不可能。”我打断他。没等说下去，我的手机响了，接起来，是Nick，让我抬头看，他的车子就停在马路对过，降下车窗，对我挥了一下手。他没问我宝宝在哪里，应该是已经从Maton那里知道结果了。我径自朝外面走，Lyle伸手拉住我的胳膊，说：“就因为那个家伙？” 我觉得他问的好好笑，想要笑却哭了。我别过脸去擦掉眼泪，想甩掉他的手，但他抓的很牢。大厅另一边的警卫注意到我们，朝这里走过来。Lyle看到警卫，放开我了。但差不多同一时间，透过旋转门的玻璃，我看到Nick穿过马路跑过来，从边门冲进来，抓住Lyle的左边肩膀，照他脸上打了一拳。警卫几乎立刻就把他们两个分开了，我推了Nick一把，朝他喊：“你在干什么？你知道这看起来象什么吗？”我气疯了，只知道自己莫名其妙的又添了一桩官司。 三天之后，我在法庭指定的精神科医生那里做了测验。谈话，墨迹测试，外加几十页纸的选择题，题目很奇怪，靠猜的根本猜不到哪个选项代表神经正常。等待结果的同时，Nick伤人的案子也在民事法庭审理。因为他是执业律师，却又是在法院伤人，在赔偿之外，外加了1000美元罚款和300个小时的社区服务，服务处所就在家庭事务法庭的法律援助中心。案子走的是简易程序，半个小时了结。但实际上，远没有那么简单，Lyle的律师绝对会拿来大做文章。不久之后的监护权官司当中，那个神经有些问题的母亲身边恐怕又会多一个有暴力倾向的男朋友了。 我在Nick那件案子里做了证人。从听证那天算起，我们差不多一个礼拜没有讲过话了。我也明白，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是因我而起的，但整个礼拜，我过的太狗屎了。我每天去看Caresse，让 Sandy在她午觉睡醒之后立刻打电话给我，为了能跟她玩儿，让她在清醒的情况下和mama在一起，整整一个小时。刚开始，为了不碰到Lyle，我总是尽量约在公园里。几天之后，发觉他似乎也在回避我。一连串的事情发生之后，似乎再也没有什么挽回的余地了。 除了去看Caresse的那一小时，我几乎没有任何事情可做。我足不出户，有的时候甚至整天都不拉开窗帘，酒店房间的窗帘总是有一层遮光布，密密实实的把所有光线挡在外面，房间里就永远像是黑夜里一样。有的时候，我躺在床上胡思乱想，问自己，如果Lyle还要我回去，我会回去吗？很长时间，我都不知道答案。直到有一次，突然间，我的所有想法和感觉就像摆面前似的清晰可见——即使这所有狗屎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没有别的女人，没有诉讼，他也没有抢走我的孩子，我也不会回去了。 的确，我从来都不清楚结婚到底应该是怎么事，但是幸福，我要的幸福肯定不是我们两个之间的那种样子。我有了一种类似顿悟的感觉，也许不适合婚姻的并不是他，而是我。总有科学家试图说服人们，热恋中的多巴胺和血清胺维持不过几个月，而我，绝不能忍受在那之后可有可无的关系，和平淡的感觉。 81）筹码 我在床上躺到中午，破例没有叫送餐服务，起床去街角的餐馆吃午饭。一个人，没有工作没有爱人没有朋友没有Caresse。在黑暗里呆得久了，秋天明媚的阳光让我睁不开眼睛。我决定不能让自己继续那个样子。那个下午，我去剪了头发，做了指甲，给Caresse买了几件天穿的衣服，然后跟她在公园的草地上玩了一小时，用手机拍了许多我们俩的合影。快到傍晚的时候，接到领事馆的电话，我补办的护照做好了，办公时间随时可以去拿。 回酒店的路上，我拨了Nick的电话，说过“你好，最近怎么样”之后，两个人都有点尴尬。 “明天帮我去拿护照好吗？我知道你每天晨跑都跑到码头那么远。”我说。 “不是那边的码头，”他回答，声音听起来很严肃，“不过如果你请吃晚饭，倒是可以考虑一下。” “没问题。” 我笑起来。 他停了一下，说：“那天的事情，我想说对不起，我跟Greg谈过了，会有影响。” “接受道歉，肯定会有影响，”我说，“但我想让你知道，这还是第一次男孩子为我打架，所以，谢谢你。” “接受感谢。”他回答。 于是，那天晚上我请他吃饭。第二天他跑到十二大道和西四十二街交界处的中国领事馆，帮我拿了护照。午饭的时候交到我手上。签收单据的存根联夹在护照里面，上面的签名是他的中文名字，写得很大，笨笨的样子。那个时候，我们正坐在他公司楼下的小餐馆等我们的午餐。我手举着那张蓝色的薄纸，念他的名字，想了想说：“好像‘地瓜’啊。”侧过头看着他，忍不住大笑起来。不知道隔了多久，我头一回笑得那么开心，像是完全忘记了自己还能不能回到从前无忧无虑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