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零四十八世纪与二十世纪（下）

    当然这只是一件小事，我们所遭遇的危局不仅仅是这些，倭寇在中途岛大败之后，深感中国战场不能继续维持下去，急需改变现状，所以制定了两个作战计划，就是五十号作战计划和五十一号作战计划；所谓五十号作战计划，就是在民国三十一年的九月份以五个师团的兵力渡黄河，歼灭胡宗南部的主力，而后南下进逼四川。

    五十一号作战，则是以鄂西作为出发点，并拟于民国三十二年春寒之后从宜昌附近动用八个师团的大军，配合五百架飞机，溯长江西上，直杀重庆，其最终企图便是两路夹击重庆，威胁陪都，以致中国于死地，不过这个计划被日本参谋会议否定，因为这些人都有过和中国军队交锋的经验，他们认为，以目前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只是如此规模，恐怕根本无法达成目的，胜算不大。

    所以他们要求地面攻击部队增加到四十二个师团，其中十五个师团外加十四个独立旅团负责治安，并对付敌后游击作战等，以十八个师团的主力从宜昌全力仰攻重庆；于是所谓五十号作战和五十一号作战一下子变成了五号作战，五号作战被裕仁这个王八蛋批准，但是因为太平洋战争吃紧，倭寇被迫放弃了这个庞大的作战计划，这一次将要动用一百万人作战的庞大会战计划破灭。

    这却也是美国人所作出的为数不多的贡献了，但是这个贡献可不是美国人特地做出来的，而是无意中，所以后遗症很猛烈，那就是民国三十三年的一号作战，当然，这是目前我所预料不到的；我只知道，仗打到这个时候，我们和倭寇都已经山穷水尽了，可是我们还是有所不同的。

    日本毕竟是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家，有着严明的法制，所以日本还可以有效地组织未能参展的人员进行没有报酬的劳动，无论是老弱病残还是幼年孩子，都可以以动员起来压榨他们的劳动力，虽然听上去很残忍，但是战争的本质就是残忍，打仗就是打钱，打资源，战争对于社会经济的破坏力是毁灭性的，所以无论什么时候，战争都只能带来毁灭而不是发展。

    倭寇尚且能够压榨人民的劳动力，而中国却连这一点儿做不到，因为中国没有完善的户籍制度，使得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有效的动员人民参与保家卫国的战斗；日本明治维新第一件事情就是统辖规范户政，这样才可以使得国家有效的管理人民，包括纳税服役和接受教育等等等等的一切，这都是户政的重要性的体现，而中国没有，前清灭亡之后，中国始终都是军阀混战的混乱状态，国家尚不能统一，何来户籍制度的实施？

    所以我们连动员的能力都没有，我们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动员人们去为保家卫国做出贡献，我们被称为一盘散沙，还是有现实意义的，因为实际上，我们就是如此，我们空有国号，而没有国家；战争对于美国日本这样的已然如此，那么对于中国这样的穷国家而言，又会是如何？看看老美打仗的方式，炮弹子弹不要钱的倾泻，坦克装甲车不要钱的往前冲，兵舰炮舰仿佛就是别人送的。

    而我们呢？连步枪都凑不齐，而如今竟然扛过了六年的蹉跎岁月，这不得不说是一个伟大的奇迹，走到这一步，我们已经山穷水尽了，倭寇也已经山穷水尽了，可是相比之倭寇严密的社会组织，我们只能是山更穷，水更尽，打起仗来，我们更加没有底气，但是因为我们的这几支二十世纪的军队，我们才撑了下来，可是战争时期我们掌握着大义，可以用大义来抵消人们的不满，但是一旦结束了战争，我们还有什么理由？

    一直到抗战结束之前的一段时间内，一个低阶军官的军饷只剩下了民国二十六年的三十分之一，就算是最受优待的大学教授这一类的职工的工资，也只剩下了民国二十六年的二十分之一，这已经是国府的最大能力了，没办法，实在是拿不出钱来了，之所以那么多军队一方面对一百兵团充满怨念，一方面又急切的想要加入一百兵团，就是因为一百兵团的首级记功制度。

    可是这些钱基本上都是来自于英国和美国，少部分是校长支出的，就算如此，这个制度也是褒贬不一，最后，无奈之下我只有向全军通报了这种情况，不需要校长支出这笔费用，而改由父亲留给我的最后一笔钱来支出这笔费用，到最后，为了缓和财政危机，这最后一笔钱，也交给了校长去运作，无可奈何，真的是无可奈何，但凡有一点点办法，我们都不会采用那种方法。

    被逼到后来，我们无可奈何地使用了饮鸩止渴的昏招，大量的印刷钞票，最终导致了法币的快速贬值，国家的金融体制崩坏，一发不可收拾，我的这笔钱，校长没有用，校长大概也知道这笔钱的数目虽然庞大，但是比起整个国家八年的亏空，只是九牛一毛，所以校长没有用，而是在抵达台湾之后把这笔钱还给了我，作为我的起步资金，他对我说国家欠我父子的太多了，太多了。

    国家危难之下，军人固然可以为了国家流血牺牲，知识分子们也可以忍受清贫为国育才，为国家保全未来的希望，但是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是如此，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有人可以忍受，但是更多的人则是不能忍受的，所以当时社会上流传一句话，工不如商，商不如屯，这就是说做工不如做生意，做生意不如囤积居奇，因为按照当时的程度，只要不卖出去，已经是赚了。

    事实上，一个社会的安定，是相系于每一个人的道德与伦理观念的基础之上的，一旦人的最低生存条件受到威胁，那么这个基础便会松动，甚至瓦解；所谓饥寒起盗心，俸不养廉，毕竟人总是想要活下去的，但是更可怕的是，加入道德的一层基石稳固不住，法律的围墙便会跟着倒塌，社会就难以收拾了，不幸的是，当时的中国就是这种情况，这也是国民政府被扣上贪腐无能帽子的背景。

    而后人所谓的美国支持中国抗战，可以通过几件事情看出这件事情的本质，民国三十三年，在我率军在缅甸打的一路顺风之际，史迪威竟然私自要求国内军队进攻云南失地，配合张灵甫大哥的攻击，其实我们都商议好的，这件事情是要等待国内美械军队整训完毕之后的，但是史迪威竟然出尔反尔，要求国内立刻派军队，当时国内情况极为危险，那正是倭寇发动一号作战之前没有几天了！

    但是史迪威借由马歇尔的支持让罗斯福五电敦促校长派兵，校长态度坚决，坚决不派兵，但是罗斯福旋即以断绝军援为威胁，要求校长出兵，校长的态度依旧不动摇，后来何应钦出面斡旋，说动了校长派兵，历史无情的嘲笑罗斯福和史迪威的愚蠢与自大，军队出征三天之后，倭寇在冈村宁次的带领之下，开始了一号作战，开始了国军抗战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时期，九个月，失去了数十座城池的大溃败……

    一方面是兵败如山倒，一方面是云南的连战连捷，因为一些事情与我闹翻的史迪威似乎借此证明了他的战术能力，并且近而要求接掌全中国军队的指挥权，马歇尔那个混蛋再次担任了帮凶的职位，上报与罗斯福，罗斯福也不知道是老糊涂了还是病糊涂了，答应了，再次以军援为威胁。

    这是赤裸裸对中国国家以及民族尊严的践踏，校长拥有坚韧不拔绝不服输的性格，在这个时候，校长坚定了一切信念，哪怕是退出盟国独立抗战，也绝对不会答应这个事情，当时我已经率军兵临仰光，得知此消息，大怒之下立刻派兵与仰光倭寇军队议和，倭寇迫不及待的接受了我的条件；于是我率军北返，准备回到国内，英军派来质问的人被我暴揍一顿捆成了粽子丢在了原地不管不问，史迪威的质问电文被我撕毁，我率军急速北返，准备回国解救战局危难。

    缅甸战局震动，世界震动。

    罗斯福到底服软了，据说是美国方面的特使赫尔利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给罗斯福的报告中说：史迪威一再表示无意与蒋先生合作，史迪威的基本错误思想是压制一个人，此人领导一个革命中的国家，一支衣食不足，几乎没有组织的军队，和一个优势的敌人做了七年的抗战，我认为你若在此一争议中支持史迪威，将会失去蒋先生，并且可能连中国也一起丢掉，包括欧阳云海率领的那支二十万人的可怕的军队，即使今天所有天使都赞成我们支持史迪威，也逃不了历史的裁判。

    最后，华盛顿方面做出了让步，召回了史迪威，派来了魏德迈接替史迪威，史迪威这个祸害于几年后病死；而我也接到了校长的命令，攻下仰光再行回国，缅甸的局势因为我率军离开出现了扭转，英军和印军兵败如山倒，被压制了很久的倭寇似乎打疯了，不顾一切的攻击，一连收复了很多地方。

    我勒索了英国人一笔军费，而后派出了孙立人带领新三十八师去攻打仰光，援助英国军队，我本人则率领主力军队放慢速度，继续北返，准备等着孙立人打完仰光之后追上我们，孙立人没有辜负我的期望，在我们抵达中缅边境的那一天，孙立人赶上来了，他用了两天的时间赶回去，五天的时间干掉了倭寇军队，攻取了仰光，七天的时间追上了我的脚步，以完整的军列完整的回到了国内。

    虽然最后我们貌似取胜了，但是这却显示了美国人所谓援助的本质和真相，他们根本就是想利用我们而已，不过无所谓，这么些年，校长也看穿了他们，也是在利用他们而已，双方相互利用，这就是盟国的本质，而就在一年前，德国濒临战败之时，他们就已经开始准备要重塑战后的世界秩序了，这也只是表象而已，真实的目的，大家都明白，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奋斗而已。

    十八世纪的中国，在一个二十世纪的政府的带领下，以近乎奇迹的坚持和隐忍，最终坚持到了胜利的那一刻，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校长个人的性格无异在这个奇迹事件起了主导因素，校长就是这样的人，无论你如何欺辱他，如何打击他，就是打不败他，就是不能打败他，他总是会和你斗到底，一直到死，绝不服输，绝对不可能认输，在倭寇兵临独山之际，校长甚至决定迁都西康继续战斗，这就是校长。

    当时的国民党党内，没有人可以像校长这样坚韧不拔，没有人可以率领中国和那样恐怖的敌人战斗，校长个人的性格塑造了中华民国的性格，处于如此逆境之下，依旧可以坚持下去，以十八世纪的国力抗击着二十世纪的强敌，从不气馁，中华历史上，五千年来，唯一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