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节

    建安元年（196）七月初一日甲子，汉献帝一行回到洛阳；

    四十八天之后，八月十八日辛亥，曹cao率军抵达洛阳，把小皇帝抢到手；

    九天之后，八月二十七日庚申，曹cao就带领小皇帝和朝廷官员，迅速启程，前往东南方向自己地盘中的许县（今河南省许昌市），在此建立临时首都，把一切事情都办好了。

    这边的曹cao心中无比欢喜，那边的袁绍心中却无比气恼。机会来了毫不上心，机会错过又懊悔不已，这种凡夫俗子经常出现的毛病，在袁绍身上猛烈发作了。据《三国志》卷六《袁绍传》裴松之注引《献帝传》记载，就在当初小皇帝离开长安后不久，袁绍手下的谋士田丰和沮授，就建议他把天子接到自己的行政中心邺县（在今河北省临漳县）来。沮授说：“挟天子而令诸侯，蓄士马以讨不服，谁能抗之御之！”后世常说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渊源即来自于此。但是，袁绍听了却并没有照办。为什么？一是因为他觉得小皇帝没什么利用价值，自己现今动辄就以联军盟主的身份号召天下，俨然就是皇帝的模样，何须再弄一个小皇帝在身边来给自己撑腰？二是因为他本人就有称帝的野心，有小皇帝在身边，反而会在自己今后称帝时碍手碍脚。但是，袁绍很快就发现，自己的判断错了。曹cao把小皇帝抢到手后，马上就以东汉朝廷的名义，先提升自己为大将军，然后赏给袁绍一个太尉的官职。袁绍得知情况，气得七窍生烟。袁绍如此生气，玄机在哪里？“三国探客”告诉你。

    原来，当时的中央官员，有内朝官和外朝官之分。内朝官以大将军为首，日常在皇宫内部活动，与皇帝的关系最为密切，所以大将军实际上是最有实权的决策大臣。外朝官，日常在皇宫外面活动，主要承担行政事务，首脑是太尉、司徒、司空，合称三公。赏给袁绍的官职太尉，虽然是三公之首，但是比起曹cao的大将军来，重要性明显逊色，这是他无比气愤的原因之一。但是更令他气愤的原因，还在于两人地位的戏剧性变化。在这之前，都是他向曹cao赏赐官职，曹cao的东郡太守、兖州刺史，都是伸手从他这里讨要到的。现今曹cao小人得志，竟然居高临下，给自己封官了，而且故意封了一个明显不如曹cao自己大将军的太尉，是可忍，孰不可忍？曹cao为何如此猖狂？就是因为他身边有了小皇帝，当初我袁绍为何不抢先下手，把小皇帝抓在自己手里呢？真是悔不当初啊！

    于是，曹cao和袁绍，打得一团火热的关系彻底结束，就此反目成仇。但是，双方还没有立刻大打出手。原因很简单，因为两边都还没有把自己的后方安顿好。

    在袁绍一方，他正在同北边幽州的军事强人公孙瓒一决雌雄，后方没有安定，就不能安安心心进攻南边的曹cao。在曹cao一方，他还急需扫荡和消灭西边的张绣，以及东边的吕布，后方没有安定，脚跟没有站稳，同样不能全力迎战。于是，双方的生死对决，就拖延到三年多之后才爆发。

    东汉建安五年（200）开春，袁绍出动步兵十万，骑兵一万，进攻曹cao，著名的官渡之战打响了。此战的具体战况如何？又有何精彩的看点呢？

    从一开始，双方就显露出与主帅个性密切相关的风格特色来。袁绍为人高傲而虚浮，所以像是在搞一场大型的现代商业营销，声势大，排场也大。单是声讨曹cao的一篇檄文，就洋洋洒洒长达千字左右，先从对方的祖父骂起，骂了祖父骂父亲，然后历数曹cao本人的诸多罪状。但是在具体的备战工作上，既做得粗糙，又做得拖沓。

    而曹cao为人精明而实际，所以不玩虚的，而是认认真真在备战措施上狠下工夫。当时双方是以黄河的中下游为边界，南岸是曹cao，北岸是袁绍。早在前一年，曹cao就在南岸地区，做了充分的实地考察和周密策划，精心部署两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在黄河沿岸，防御重心是延津县（今河南省延津县）。在延津东北一百里，是充当侧翼的白马县（今河南省滑县东）。第二道防线，向南退后一段距离，以官渡为防御重心。两道防线相互呼应，形成完整的防御体系。

    官渡在今河南省中牟县，现在还有古战场的遗迹留存，供游人发思古之幽情。曹cao精心把主战场选在官渡，自有其缜密的考虑。古往今来的打仗，特别是打大仗，关键是打后勤保障。而官渡的地理位置，从后勤保障来看，对曹cao很理想，对袁绍却很不利。此处距离曹cao的大本营许县，还不到二百里，交通很是近便，可以充分保障后勤补充。对袁绍来说，他的大本营邺县到官渡，直线距离在三百里以上，更麻烦的是，还要跨越一道黄河，深入到对方的地盘，后勤保障很难保证。后来决定胜负的关键，正好就在袁绍的后勤军粮供应上，绝非偶然。

    整个战役，分成前哨战和大决战。在第一道防线进行的是前哨战，第二道防线进行的是大决战。先来看前哨战。

    二月间，袁军前锋部队强渡黄河，先去攻击白马，目的是斩断对方侧翼，摧毁第一道防线。但是，指挥官颜良有勇无谋，一味采取没有智谋含量的强攻，打了两个月也没有得手，袁绍只得增派援军。曹cao使出声东击西的手段，率领大军先在西边的延津方向，造出要强渡黄河的声势，吸引袁绍的主力前来；然后突然挥兵向东，奔袭颜良的侧背。颜良仓促应战，被关羽当场刺杀。前哨战的第一场，用兵多变的曹cao完全占了上风。

    曹cao发现对方出动的兵力相当强大，立即断然放弃白马，收缩兵力集中战线。正当曹cao把白马的军民和物资，向南面的官渡转移时，对方的主力从延津强渡黄河，发起冲击。曹cao将计就计，把物资车辆作为诱饵，搞乱对方骑兵队形后，指挥精锐骑兵从侧背发起猛攻，斩杀了袁军的大将文丑，又取得前哨战第二场的完胜。

    接连取胜的曹cao，头脑依然冷静，又将延津一带的兵力全部收缩到官渡，从而诱敌深入，把敌方的后勤补给线尽可能拉长，以便寻找战机破敌。这种战略，与后来陆逊在猇亭之战中对付刘备的方针，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双方主力一决雌雄的大决战，到此终于上演。

    当年八月，袁绍以东西连营并进之法，逼近官渡，迫使曹cao出兵应战。兵力比对方少一半的曹cao，一出战就发觉形势不利，立即收兵还营，凭借坚固壁垒固守，等待有利的战机。

    九月间，袁军采用各种进攻手段，包括垒土山、修箭楼、挖地道，发起全面攻击。而曹军也采取相应措施进行还击：赶制出抛射石块的“霹雳车”，砸烂对方的箭楼；又在营盘之内挖掘深沟，对方只要从地道一露头，就遭到猛烈打击。双方僵持将近一月后，综合实力明显弱于对方的曹cao，一度产生了动摇心理。他给留守许都的首席谋臣荀彧写信，说是准备撤军，休整以后再说。荀彧立即回信劝阻，并且用当初刘邦与项羽长期艰苦对峙，刘邦因为能够再坚持那么一点点时间，终于获得成功的先例，给他打气加油。对曹cao来说，荀彧的回信很及时，也很给力，他战胜自我，咬牙坚持，同时积极寻找战机。

    十月间，袁绍从后方运来了上万车军粮。车队一过黄河，深入敌境后，谋臣沮授就建议他加强车队的保护。袁绍不能超越自我，依然刚愎自用，拒绝接受沮授的意见。结果车队在官渡北面四十里处的乌巢（在今河南省原阳县），遭到曹cao亲自指挥的大规模夜袭，所有粮食及其他军事物资，被一把火烧得精光。曹cao回转官渡大本营，立刻向军心垮了的对方，发起全面总攻。袁军彻底崩溃，成千上万的残兵败将四散奔逃。袁绍夺路向北飞奔，当天渡过黄河，侥幸逃脱了性命。这场著名大战，就以曹cao大获全胜而告终。

    官渡之战，曹cao以弱胜强，从此称雄北方。他通过军事上的拓张，开创了曹魏王朝的基业。综合用兵才能和历史作用，他可以当之无愧地评为曹魏主帅型名将的第一名。

    官渡之战，对于曹cao和袁绍两人而言，都是人生命运的大转折点。胜负的原因，后世曾经总结了若干条。但是归结到人性的角度来看，最为关键的因素，应当是两组对比鲜明的个性上：一组是踏实和虚浮，另一组是明智和傲慢。

    曹cao的踏实，袁绍的虚浮，从最初的备战阶段就充分表露出来，前面已经做了对比，不再重复。至于曹cao的明智，袁绍的傲慢，则表现在整个战争的进程当中，特别是在关键性的环节上。

    比如，当曹cao准备解救白马的时候，谋臣荀攸建议他采取声东击西的招数，明智的曹cao欣然采纳，结果一举成功。相形之下，袁绍的杰出谋臣沮授和田丰，先后都劝他不要贸然出动主力决战，而是凭借强大的综合实力，采用不断对曹cao发动偷袭和sao扰的战法，不出三年就会稳稳当当拖垮对方。傲慢的袁绍不仅不听，还给田丰扣上罪名关押起来。

    又如，官渡相持阶段，曹cao一度动摇，萌生出撤军的念头。荀彧一番劝告，明智的曹cao立即醒悟，激励自己咬牙坚持。相形之下，沮授极力建议出兵保护粮食运输车辆，傲慢的袁绍却拒不采纳，我行我素。

    对比曹cao和袁绍，两人手下的谋臣，不论数量和质量都有一比。曹cao明智，明智就会从善如流，集体智慧汇合集中，就使曹cao从小智慧变成了大智慧；袁绍傲慢，傲慢就会刚愎自用，集体智慧都不采纳，依旧是自己那点点可怜的小智慧。强力的大智慧与可怜的小智慧，两者对阵比拼，谁会取得成功呢？当然是拥有大智慧的曹cao！笔者读史之余，曾经多次心生感慨：你袁绍又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为何如此刚愎自用呢？你既然很不喜欢采纳别人的好点子，你又招纳那么多的谋臣来干什么呢？纯粹用来摆谱装门面吗？但是，像袁绍这样，表面上装出很爱才，骨子里却只爱自己的二元化人物，就是到了现今也并不罕见。因此，对比曹cao的成功和袁绍的失败，依然具有警世性的现实意义。这正是：

    明智今朝逢傲慢，曹cao最后变赢家。

    关于曹cao就讲到这里。下面要讲曹魏主帅型名将第二名司马懿。

    主帅型名将第二名——司马懿

    他在后世人们心中，一直是阴险狡诈的老狐狸形象。但是客观而论，他是一位文武兼备的非凡角色。

    一　辽东之战

    本节登场的这位名将，他在后世人们心中，一直是阴险狡诈的老狐狸形象。但是客观而论，他是一位文武兼备的非凡角色，可以评为曹魏主帅型名将第二名。他，就是著名的司马懿。本节的内容，主要讲他作为名将的军事才能，而不涉及他在政治上的种种表演。在司马懿二十多年的用兵生涯中，最为后世人们所熟悉的，当然是他在渭水河畔与诸葛亮的宿命对决，这在前面讲诸葛亮时已经涉及，此处不再重复。而他平生打得最为漂亮的一场大仗，却要数他挥兵长途跋涉，千里迢迢，一举攻灭了军事小强人公孙渊的辽东之战。那么辽东之战是怎样发生的？战事的进程如何？司马懿采用了哪些出色的用兵策略？最后这场战争又是以什么样的生动情景来结束的呢？

    司马懿，字仲达，东汉河内郡温县（今河南省温县）人氏。他出身于世代为官的名门大族，在曹cao、曹丕两代，都是担任文职的官员。到了魏明帝曹叡时期，才转到军界指挥千军万马，逐渐成为军界的强人。

    景初二年（238）春正月，还是寒风凛冽的时节，一直在长安镇守的关中战区指挥官司马懿，突然接到了魏明帝曹叡的紧急征召，风尘仆仆向东赶往京城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原来，魏明帝要向他下达一项重要任务：统领雄兵四万，前去平定辽东的割据者公孙渊。

    当时所谓的“辽东”，乃是幽州下面的一个大郡。其地域南面包括现今辽东半岛的全部，西面到达辽水，北面包含大梁水，东面抵达西朝鲜湾，面积相当之广大。郡治襄平县，即今辽宁省辽阳市，位于大梁水的南岸，城高池深，地形非常险要。

    早自董卓之乱起，辽东就被当地的豪强大族公孙氏，使用武力占据。由于其地远离中原，用兵很困难，所以在曹cao、曹丕两代人期间，一直都没有出兵进攻辽东，对公孙氏只是采取安抚羁縻的软性政策。到了魏明帝曹叡继位，辽东的割据者乃是军事小强人公孙渊。

    这公孙渊字文懿，性格狡诈多变，尤其善于在三角关系当中，利用其他两方之间的矛盾，从中捞取自己的利益。

    他先是派遣使者渡海南下，向吴国皇帝孙权俯首称臣。大喜过望的孙权，立即封他为燕王，而且还派出一支万人船队，千里迢迢运去大量贵重货物，准备在辽东交换战马。到了辽东却不料公孙渊突然变脸，派兵抢了货物不说，还杀死吴国的使者，反过来又向曹魏报功请赏。

    魏明帝也派出特使，拜公孙渊为大司马，封乐浪公，兼辽东郡太守。魏国使团到达襄平，公孙渊先以甲兵包围使臣驻地，然后再举行封拜仪式。吓得魂不附体的魏国特使，回到洛阳就向皇帝报告了公孙渊的嚣张无礼。以天子自居的曹叡，心里不禁怒火中烧。于是，他命令幽州刺史毌丘俭（毌的读音同“贯”），统领兵马进逼到辽水，然后以皇帝名义下书，要公孙渊前往京城洛阳朝拜天子。

    那公孙渊岂肯俯首听命，自投罗网？立即举兵抵抗，同时又派遣使者，乘船到孙吴谢罪称臣，争取外援。公孙渊依仗地理上的有利形势，在辽水一战，击败曹魏军队，随即自立为燕王，改元“绍汉”，署置百官，正式建立政权。同时，又联合塞外鲜卑族的武力，共同进攻曹魏北部边境。在这种情况下，荡平辽东，安定北方，便成为魏明帝面前的第一要务。

    但是，辽东距离中原太远，首府襄平又地势险要，公孙渊兵精粮足，再加上刚刚打败了曹魏的名将毌丘俭，声势正盛。因此，派遣何人统兵去辽东，方可克敌制胜，是魏明帝曹叡反复思考的问题。想来想去，他觉得举朝之中，只有一个人才能够当此重任，那就是已经升为太尉，但是依然在长安镇守关中战区的军界元老司马懿。

    本来，司马懿在长安的日子过得相当愉快。在此之前，与诸葛亮对阵的几年中，他一直处于守势，星光比较暗淡，心情也不舒畅。但是，自从四年前诸葛亮病死在五丈原，蜀汉忙于安定内部，根本无暇外顾。西线平静无战事，战区的军事长官自然是优哉游哉了。再加之多种好事又接踵而来：政治上当了朝廷三公之首的太尉，到达人臣之极顶；军事上拥有空前的实力，手下军队大为扩充；家庭上还有一件令他高兴不已的事，是他得到了一个嫡长孙子。司马懿的长子司马师，娶妻之后长期无子。其次子司马昭，娶了曹魏大臣王肃之女为妻。王氏至此初生一子，取名为炎，字安世，就是后来西晋王朝的第一位皇帝晋武帝。长期以来，司马懿一直为后嗣问题忧心不已。而今长孙出世，忧心之事不复存在。这么多的好事摆在眼前，司马懿心中之高兴，可想而知。

    不过，魏明帝的紧急征召，打断了司马懿的愉快心境。这一日，皇帝的正式召见，在洛阳皇宫的北宫正殿，也就是建始殿进行。这场召见很有点看头，看头在哪里？“三国探客”告诉你。

    司马懿严格按照当时大臣面见皇帝的规矩，先解下身上的佩剑，再脱下脚上的双履，然后小步快走，上前跪拜行礼如仪。赐坐之后，皇帝发话道：“此不足以劳君，事欲必克，故以相烦耳。君度其作何计？”意思是，这件事本来不必要劳动您的大驾，只不过希望必定攻克达到成功，所以要劳烦您出马了。您预测公孙渊会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呢？

    一路之上，司马懿早有周密细致的考虑，他赶紧离开座位，重新跪伏在地，轻声答道：“弃城预走，上计也。据辽水以距大军，次计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公孙渊如果放弃襄平，预先逃走，算是上策；如若凭借辽水以抗拒大军，算是中策；下策是坐守襄平，必定为我军所擒。

    皇帝接口问道：“其计将安出？”那么公孙渊将采取哪一种对策呢？

    司马懿又弯腰跪伏在地，恭恭敬敬答复说：“唯明者能深度彼己，预有所弃，此非其所及也。今悬军远征，将谓不能持久，必先距辽水而后守，此中、下计也。”只有明智的人才能够审度彼我双方的形势，预先有所放弃，这一点绝非公孙渊所能做到。而今我方孤军远征，他认为我军不能持久，必定会先凭借辽水抗拒大军，然后收缩固守襄平，他只会采取这中、下二策。

    皇帝频频点头，想了一会，复又问道：“往还几时？”您估计大军前往和返回总共要多长时间呢？

    司马懿再一次弯腰跪伏在地回答道：“往百日，还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一年足矣。”前往辽东需要一百天，返回需要一百天，进攻需要一百天，再用六十天来休息，共计一年就够了。

    对于司马懿的回答，皇帝深为满意。曹叡所满意者，不仅在于司马懿分析敌情之深入全面，更在于司马懿回答问题时态度的谦卑恭顺。这一年刚好满六十虚岁的首辅元老，两鬓斑白，直起身子和弯腰下跪都相当吃力，却是每当回答，必定跪伏在地，一而再，再而三，毫无懈惰之情。单凭这一点，今后也应当继续倚重此人，来支撑朝廷。曹叡哪里会想得到：此时自己心中的一闪念，今后将影响到曹魏的国运呢？

    话说春寒料峭，司马懿统领四万雄兵离开洛阳，前往东北方向的辽东。这年炎夏六月，魏军长途跋涉近四千里，来到辽水西岸扎营安寨。早有探马把敌军布防情况报告到中军帐里，司马懿立时开始研究地图，思考破敌方略。

    辽水即现今的辽河，是一条自北向南流向的大河。在其下游的东岸，有一条自东向西流向的支流，这就是当时的大梁水。大梁水与辽水的交汇之处，是辽东的西部军事重镇辽隧城（今辽宁省海城市西）。而辽东的首府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市），就位于辽隧的东北一百里左右，大梁水的南岸。从军事上看，辽隧西临辽水，控御大江上下，得之则襄平可保，失之则襄平可忧，完全称得上整个辽东地区的西门锁钥。正因为如此，公孙渊特别派遣两员大将，卑衍、杨祚，率领精兵数万，固守辽隧，严密封锁附近六七十里的辽水江面，坚决阻止魏军渡江。而他本人，则坐镇襄平，静观战局的变化。

    自从挥兵上路以来，司马懿就在担心一点，就是怕公孙渊采取暂时放弃襄平，分兵周旋的游击战术。因为这样一来，要想在短时间内消灭对方的主力，那就非常困难；而自己悬军远征，又不能在辽东停留得太久。现今对方集中兵力，摆出一副生死决战的架势，他马上意识到：大显身手的机会到了！他会怎样来显露身手呢？

    经过周密考虑，他决定第一步先采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八字策略，巧妙打过河去。于是，他调集一批兵马，多树旗帜，佯装要在辽隧以南的河段渡河。对方的卑、杨二将，不知是计，急忙出动守军主力前往阻挡。与此同时，司马懿却亲自指挥精锐部队，悄悄从辽隧以北的河段，顺顺利利渡过辽水。待到卑衍和杨祚清醒过来，四万魏军已然在辽水的东岸站住脚跟了。

    成功渡过辽水之后，司马懿接着实施第二步计划。这计划也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即“击其必救，引蛇出洞”。卑、杨二将见到敌军渡过河来，急忙收兵回营，采取缩头乌龟战术，凭借深沟高垒，固守不出。司马懿一见，不禁暗自发笑，心想这本是我对付诸葛亮孔明的看家本领，你们也敢班门弄斧拿出来对付我？他一面督促手下将士，在营寨四周构筑防御工事，做出要与南面的敌军打持久战的姿态，另一面又密令各军，暗中做好奔袭敌军大本营襄平的一切准备。

    这时候，智商明显要逊色一筹的下属众将官，对于奔袭东北方向一百里外的襄平，感到困惑不解，纷纷认为应当直接攻击眼前的辽隧之敌。司马懿微微一笑，说道：“辽隧之敌深沟高垒，固守不战，目的就是想拖垮我军。现今如果进攻坚固的辽隧城池，正好中其圈套。敌军主力集中在辽隧，则其老巢襄平必定兵力空虚。我军直指襄平，辽隧之敌必定恐惧而出城救援。趁其离开坚固城池之时而猛烈进攻之，就能击破辽隧的敌军了！”

    到了这时，众将官才恍然大悟，莫不叹服。于是曹魏大军突然抛开辽隧，直奔襄平方向。卑衍与杨祚果然又中计了，赶忙率领主力出城阻截，不防被曹魏打了埋伏，三战三败，辽隧城池遂告失守。卑、杨二将，只好收合残兵败将，奔回大本营襄平。司马懿动如脱兔，挥军急追，把襄平城团团围定，决心在此将公孙渊的势力全部歼灭。

    此时已进入初秋七月，辽东地区连降暴雨，平地水深数尺。司马懿早就得到确切情报，说是自辽隧敌军残部涌入襄平城中之后，敌军存粮迅速减少，全歼守敌大有希望，所以他一再下达严格的命令：各军务必保持包围圈的完整，不得因为霖雨而擅自移动营地！将军张静犯令，被当场斩首。到了七月底，大雨终于停止，一场激烈的攻坚战开始了。战果将会如何呢？

    经过多年战争，司马懿对于攻取坚城有了丰富的经验。其要诀有二：一是要动作猛烈。攻城行动先要作好充分准备，一旦开始即如暴风骤雨，不给守敌以任何喘息的机会，直至破城为止。二是要手段多方。当时的攻城之术甚多，或高筑土山从上而降，或深掘地道由下而入，或以钩梯直接登城，或以冲车冲击城门。这些有效的攻城手段，全部都要同时采用，使对方穷于应付。此时此刻，司马懿把这两手绝招都亮了出来，公孙渊如何招架得住？《资治通鉴》卷七十四记载，曹魏军队当时的战况是：“昼夜攻之，矢石如雨。渊窘急，粮尽，人相食，死者甚多，其将杨祚等降。”看来公孙渊的末日已经到了。

    公孙渊苦苦撑持到八月中秋，无可奈何之中，想出了一条缓兵之计。《晋书》卷一《宣帝纪》记载，他派遣本国的两位老臣，即相国王建、御史大夫柳甫，前往魏军大营请求解围退兵。司马懿喝令将王、柳二人推出斩首，然后给公孙渊送去一纸檄文，上面写道：“昔楚、郑列国，而郑伯犹rou袒牵羊而迎之。孤为王人，位则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围退舍，岂楚、郑之谓邪！二人老耄，必传言失旨，已相为斩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决者来！”

    檄文的大意是说，先秦时期的楚国军队打到郑国，郑国的国君见势不妙，就光着身子牵上肥羊，前去投降迎接楚军。当时的这两国，还是地位平等的诸侯国。如今我是中央天子派出的特使，官居朝廷最上等的三公之首太尉，而你派出的渺小人物王建等人，竟然想让我解围退兵，这不是蠢得连过去的郑国都比不上吗？这两个人年纪大了，必定是把你的话传达错了，所以已经将他们砍了脑袋。如果你还有什么话说，可以派遣年轻一点而且脑袋清楚，做事有决断的人来！

    司马懿已经把话说到这样的份上，公孙渊却还不死心，又派侍中卫演，前去谈判，说是只要魏军解围退兵，可以把公孙渊的儿子送去作人质。司马懿冷笑着对卫演说道：“军事大要有五，能战当战，不能战当守，不能守当走，余二事唯有降与死耳。汝不肯面缚，此为决就死也，不须送任！”用兵者的重要事情有五种，你们可曾知晓？能战则战，不能战当守，不能守当逃，余下来只有投降和领死两条路可走。你家主将既然不肯捆绑自己前来投降，那必定是想死。既然是想死，就没有必要送人质来了！

    卫演狼狈万分，急忙回营复命。公孙渊把牙一咬，下令从城南突围而出。司马懿早有防备，立马给以迎头痛击。公孙渊带着残兵败将，回转马头，又直奔东北，准备越过大梁水，逃往深山密林。到了这时，他才想到该去打游击战。不想逃到大梁水边，即被魏军铁骑追上。一阵如砍瓜切菜般的冲杀过后，号称“燕王”的公孙渊，连同其儿子当场死于非命。

    接着，司马懿纵兵攻入襄平，大开杀戒。共计斩杀公孙渊文武官员两千多人，年龄十五岁以上的男性兵丁七千多人。襄平城中，尸积如山，血流漂杵，一片恐怖景象。自从董卓之乱前夕即占据辽东，至此已达四十多年的公孙氏势力，被彻底消灭了。辽东的地盘，以及所辖的三十多万人口，也归入曹魏王朝。而司马懿则以上万人的鲜血和生命，在自己的头上又添上一道成功的光环。

    当月，司马懿率大军凯旋班师。回到幽州的州治蓟县（今北京市）时，魏明帝派出的劳军使团也赶到了。

    首功司马懿，加封昆阳一县（今河南省叶县），这样他的封邑就有舞阳、昆阳二县之地。在曹魏的异姓封侯者之中，封邑有二县者，这还是破天荒的首例。以下的将士，也各有封赏。为了表示关怀，司马懿把一千多名六十岁以上的老兵遣散回家，将领战死者，送丧至原籍安葬。在蓟县宴饮犒劳三军数日之后，司马懿又继续南下。

    就在他优哉游哉回转长安的途中，京城洛阳却发生了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三十四岁的魏明帝曹叡，突然病倒床榻，生命垂危。于是，司马懿再一次得到了从地方进入中央政治核心，出任辅政大臣的机会，从而为后来司马氏取代曹魏打下了基础。

    辽东之战结束了。对于这场战役，应当如何评价呢？

    如果单单从军事才能来考量，司马懿的用兵，显示出如下的特色：一是事前就有周密的思考和计划，对于公孙渊有客观的了解和估计，真正做到了知己知彼。二是临机应变的能力很强，战术运用非常灵活，因而能够使对方预先做好的种种抵抗设施，完全没有发挥作用。三是进攻城池的时候，充分施展自己的绝招，令对方穷于应付。在冷兵器时代，城池攻坚战并不好打。魏文帝黄初三年（222），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四员大将，出动多达对方兵力十倍以上的大军，在江陵围攻孙吴名将朱然的五千人马，历时六个月，却没有拿下，只好黯然退军，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六十岁的司马懿，在长途跋涉四千里之遥，以劳攻逸的困难情况下，还能够把数量不比自己少的数万敌军，一举歼灭，取得完胜，这在曹魏的军事史上，确确实实是相当罕见的经典战例。

    必须指出，攻占襄平之后大开杀戒，又确确实实是司马懿这场胜利的可耻污点。他之所以这样做，出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曹魏有成规在先。据《三国志》卷十四《程昱传》裴松之注引《魏书》记载，曹魏军队中，从曹cao开始就定下一条法规，叫做“诛降”，就是“围而后降者不赦”。凡是被包围之后才投降的俘虏，一律杀无赦。因此，在司马懿看来，此举不过是照规矩办事而已。二是辽东长期以来与曹魏对抗，如今被强力镇压下去，如果留下成年的士兵，难免今后成为后患。按照成规让他们消失，可以一劳永逸免除后患，所以他就毫不犹豫地挥动了屠刀。当时的战争，就是如此残酷。但是，无论出自任何理由，大规模屠杀已经缴械投降的俘虏，依然是司马懿身上无法掩饰的恶行。与曹cao对无辜生命的践踏一样，都应当受到最严厉的谴责。尊重生命，包括他人和自己的生命，永远应当是做人最基本的信条。这正是：

    襄平一片腥腥血，自有公心论是非。

    要想知道司马懿在军事生涯中，最后一次用兵的表现如何，请看下节。

    二　斗智淮扬

    魏少帝嘉平元年（249），七十一岁的司马懿，趁皇帝前往京城洛阳南郊，前去祭扫魏明帝高平陵的时机，突然在城中发动政变，把死对头曹爽，以及曹爽的同党和亲属，一共几百人推上刑场处死，史称高平陵事变。至此，司马氏家族，完全控制了曹魏朝廷的中央军政大权。但是，就在高平陵事变过后才几个月，司马懿就不得不再度统兵出朝，前往淮扬指挥一场大战。那么这场淮扬大战因何而起？具体战况如何？司马懿又在其中显示出什么样的用兵特色，最后对这场战役，又应当如何评价呢？

    淮南大战，实际上是高平陵事变引发的后续反应。

    高平陵事变，司马懿虽然把朝廷中枢的对手消灭了，但是，拥护曹魏的地方实力派却还存在，特别是在拥有重兵的淮南战区。就在高平陵事变过后才几个月，一位在淮南战区的元老级大将，就密谋举兵，振兴曹魏皇室。这位敢于带头反抗司马氏的老臣，就是镇守淮南扬州的新任太尉王凌。

    据《三国志》卷二十八《王凌传》记载，王凌，字彦云，东汉并州太原郡祁县（今山西省祁县）人氏。其叔父王允，字子师，东汉末年曾任司徒，后来设计策划收买吕布刺死董卓者，就是此公。

    王凌进入仕途，第一个官职是出任兖州东郡发干县的县长。这发干县，在今山东省冠县。不料他第一步就不顺利，在任内出了大失误，结果丢官不说，还被判了五年徒刑，每天在城中拿上扫帚扫大街，戴罪劳动改造。但是，他有幸碰到了一位贵人，命运终于出现改变。贵人在哪里？“三国探客”告诉你。

    他的这位贵人不远，就是正在担任兖州军政长官的曹cao。这一天，曹cao来到发干县城视察，在街上看到王凌。曹cao见他的仪形举止，不像是一般打家劫舍的强徒，便向随行的当地官员询问此犯人的来历。当他得知王凌是王允的侄儿时，不由得生出怜惜之心来。

    原来，曹cao与王允曾有一段不错的交谊，而王允后来又惨遭董卓残部的杀害，直系家属无一幸免。感叹之后，曹cao立即下令解放王凌，重新起用。从此，王凌就怀着一颗感恩戴德之心，为曹cao效忠尽力。他先后出任兖州、青州、扬州和豫州刺史，所到之处，史称“布政施教，赏善罚恶，甚有纲纪，百姓称之，不容于口”。这都明确记载在《三国志》卷三十八《王凌传》中。魏少帝曹芳继位，王凌以征东将军出镇扬州，大本营设在寿县，即今安徽省寿县，负责东南战区军事指挥事宜。因抗御孙吴有功，由征东将军升任车骑将军，再升司空，最后继蒋济之后出任三公之首的太尉。他虽位至三公，却一直在淮南驻节，未曾入朝。所以司马懿与曹爽长达十年的权力之争，他完全没有介入进去。

    对于王凌，司马懿一直是积极加以笼络的。这从王凌此前能够连连升官，曹shuangsi后司马懿执政，又提升他为太尉，就可以充分看出来。道理很简单，王凌不仅是少数健在的四世老臣之一，声望颇高，而且长期拥兵淮扬，实力相当雄厚。司马懿要想稳定发展，必须把这位关键人物的工作做好，做到家。

    但是，对于王凌，司马懿又是深怀戒心的。既然此人有资望，有实力，如果他不肯为自己效命又该怎么办？司马懿诛杀曹爽之后，曾经向熟悉王凌的蒋济，询问王凌其人如何，可见他已开始注意到王凌。当时，蒋济误解了司马懿的意思，以为他对王凌的才干能力有所怀疑，便替王凌美言道：“凌文武兼备，当今无双。其子王广，有大志，多才干，恐怕比其父还略胜一筹。”

    世间的事就这么诡异，有时候替别人说好话，竟然是坏事一桩。蒋济回到家中，静下心来把司马懿问话的用意，仔仔细细琢磨几遍后，这才品出真味来。他大为懊悔，向家人长叹道：“我此言一出，将令人横受灭门大祸了！”

    司马懿这一面，在笼络戒备王凌，而王凌那一面，又在干什么呢？

    曹爽等人被诛杀之后，王凌心中大为不平。他倒不是同情曹爽，而是为年轻皇帝一再受制于强臣而激愤不已。作为领受曹氏四世之恩的元老重臣，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兴隆魏室，就同外甥令狐愚，密商兴隆魏室之计。

    令狐愚，字公治，并州太原郡（治所在今山西省太原市）人氏，时任兖州刺史，领兵驻屯于平阿县（今安徽省怀远县）。平阿本是扬州属下之县，在扬州的州治寿春县东北一百里左右。因抵御东吴之需，故而令狐愚统领兖州的兵马，借驻在扬州的平阿，协助寿春的王凌作战。舅甥二人同时掌控淮扬重兵，具有支持曹魏皇室的实力和地盘。而令狐愚又曾经当过曹爽的主要幕僚，对曹爽之死深为同情，所以对王凌的想法一拍即合，极表支持。

    舅甥密议后，认为兴隆魏室之道，是在京城洛阳之外的合适地方，另外拥立一位年长而又有才能的宗室近亲为君主，从而与京城的司马懿相对抗。经过一番慎重选择，二人一致选定了合适的对象。这个对象是谁呢？

    对象，也就是被封为楚王的曹彪。

    曹彪，字朱虎，乃曹cao侧室孙姬所生之子，魏文帝曹丕的异母弟。曹彪当年与曹植关系极好，两人在京城聚会之后，分手各回自己的封国时，才高八斗的曹植，曾作长诗赠送爱弟，情意深挚，词彩华美，是传颂至今的名篇。其中的“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两句，便是后来唐代王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一联名句的原版。曹植关心曹彪，是兄弟情分使然，那么王凌和令狐愚看中曹彪，又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当然是年长。此时的曹彪，已经五十五岁，确实够年长的了。其次是曹彪有才，尤其长于文学。还有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曹彪的封地，长期在兖州管辖下的东郡白马县（今河南省滑县东）。这不仅给作为兖州刺史的令狐愚，提供了接近和了解曹彪的有利条件，而且给今后拥立新皇帝带来很大的方便。至于拥立曹彪之后的临时中央所在地，则选在曹魏四个陪都之一的许昌（今河南省许昌市），即东汉献帝时期的临时都城。

    嘉平元年（249）九月，高平陵事变之后半年多，令狐愚派遣亲信张式，前往白马县看望曹彪。左右无人之际，张式悄声说道：“令狐长官致意于大王，天下事尚未可知，愿大王珍重！”

    曹魏王朝，对宗室近亲诸王的防范极为严格。他们只能住在各自的封地，未经允许不得擅自离开。在封地中，朝廷都设有专门监视亲王一言一行的官员，例如监国谒者、文学防辅之类。他们视诸王为囚犯，诸王视他们如虎狼。此外，封地所在的州郡地方长官，对所辖区域内的亲王也有监督之责。此次张式来白马，表面上就是履行监督之责。曹彪此前就认识张式，从其神色中，立即领悟到了对方话语中的重要含义，就回答道：“请奉达令狐长官，吾敬领其厚意。”

    张式圆满完成任务，径回平阿复命。令狐愚很快把情况通报王凌，王凌随即派出一位名叫劳精的心腹，到洛阳把计划密告给长子王广。王广当时在中央的尚书台任尚书，他见识深远，做事稳健，很不赞同王凌的想法。他要劳精马上返回扬州寿春，把自己的意见转达给老爸。

    但是，王凌自认为力量可以和司马氏抗衡。加之他已年近八十，不趁现今精力还可拼力一搏，报效朝廷，今后就没有机会了。因此，他不听儿子的劝阻，继续按既定计划筹备一切。

    当年十一月，令狐愚再次派张式到白马与曹彪联络。张式还未回转，令狐愚却因冬寒而突发重病，不几天就病死在平阿。消息传到寿春，王凌好似当头挨了一棒，半晌说不出话来。他会怎么办呢？

    令狐愚之死，不仅使王凌失去可靠的支持，而且当新任兖州刺史来到平阿之后，又会对他本人的行动构成牵制，一出一进之间，王凌的力量即加倍受到削弱。但是，王凌决心孤注一掷。促使他这样冒险的因素很复杂，既有忠臣的责任感，也有老人的固执心，而其中起主导作用的，竟然是迷信者的盲从意识。

    原来，文武兼备的王凌，是一个非常相信星相学及其他迷信玩意的人。当初他和令狐愚之所以选定曹彪，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曹彪所在的兖州东郡一带，流传着两句民谣：“白马素羁西南驰，其谁乘者朱虎骑。”意思是说，一匹带着素色缰绳的白马，径直向西南方向的京城驰去；是谁骑在上面呢？就是楚王曹彪啊！曹彪字朱虎，他骑白马上京城，不是去做皇帝还会是什么？所以两人便相中了曹彪。

    令狐愚死后几个月，也就是嘉平二年（250）五月的夏至节晚上，茫茫夜空出现了一起罕见的天文现象。用《宋书》卷二十三《天文志》所载的话来说，是“荧惑逆行，入南斗”。所谓“荧惑”，即是现今所说的火星。“南斗”，是二十八宿中的斗宿，共有六颗组成斗形之星，与有七颗星的北斗不是一回事。按照当时星相家的说法，二十八宿中的斗、牛、女三宿，与地上的扬州相对应；凡此三宿中出现的天文现象，都将从扬州境内的人事变化中得到表现。另外，他们还认为荧惑的星相，直接和人间的君主相关联。那么火星反向运行进入南斗的星域，究竟主何吉凶呢？一个名叫浩详的星相家告诉王凌，说这预示着淮南“当有王者兴”，意思是淮南将会出现一位新的君主。王凌信以为真，更加觉得拥立曹彪之事上应天象，必定成功无疑。

    王凌在扬州这边加紧准备，却万万没有想到有人已在京城那边，把他的秘密泄漏了出去。原来，当初令狐愚在世时，曾有一位心腹幕僚叫做杨康。有关拥立曹彪之事，杨康都了解。令狐愚生病之后，杨康应朝廷之召，到洛阳报告兖州的州务情况。杨康进京不久，突然得到令狐愚病死的消息，他不禁发起愁来。因为旧刺史身亡，很快就有新刺史来上任，“一朝天子一朝臣”，自己这个幕僚很可能当不成了，今后出路在哪里呢？愁闷之中，杨康便坏了心术，竟想出一个卖主求官的主意来。于是，他把令狐愚如何如何与王凌通谋之事，彻底向朝廷告发。

    司马懿得知情况后，心中暗自高兴。王凌既然不愿归顺自己，那就要及时铲除他。但是王凌位为三公一级的大臣，又出镇一方，要铲除他必须有非常正当的理由，非常合适的时机。现在你王凌想拥立新君，对抗当今皇帝，这正当的理由就有了。余下的问题，是要选择合适的时机。司马懿准备稍等一段时间再动手，原因有二：从政治上考虑，去年才大开杀戒，让曹爽等数百人的鲜血洒在京都的郊野；如果今年又大动干戈，把屠刀挥向年近八十岁的四世老臣王凌，恐怕对自己树立新形象争取人心的努力，相当之不利。再从军事上考虑，他也得有一段时间预作部署。于是，他立刻命人把杨康软禁起来，同时又吩咐对杨康所提供的情况要严加保密。由于司马懿及时采取措施，结果在一年的时间里，王凌对秘密泄露一事竟然毫无觉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