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节
这是一种“狞厉的美”。[4] 是的,狞厉。但同时,又天真。如果说,面对仰韶文化的彩陶,我们呼吸到的是潮乎乎的生命气息;那么,殷商青铜礼器给人的感觉,则是杀气腾腾又嬉皮笑脸。其中有粗野,有蛮横,有霸气,有威严,也有顽皮和搞笑,甚至“某种真实的稚气”,因为那毕竟是我们民族童年的作品。 只不过,这个儿童堪称“顽劣”。 这没办法。历史从来就不会在脉脉温情的牧歌中进展,反倒经常得踏着千万具尸体前行。李泽厚的这个观点,一点都不错。 殷商文明,注定只能是“有虔秉钺,如火烈烈”。[5] 他们后来葬身火海,也不奇怪。 天命玄鸟 商的这种气质,不太像中国。 殷商的统治跟埃及一样,也是“神权政治”。在中国历史上,也只有商的王宫里,会有那么多“神职人员”。他们相当于埃及的祭司,叫“巫”。另一类高级知识分子,则叫“史”,也叫“士”。史,是管人事的;巫,是通鬼神的。巫和史,就构成了两种文化系统和文化传统——巫官文化和史官文化。 商周之分野,便在于此。 周是重史官的,商则重巫官。巫官的任务,是揣摩神意,预测凶吉。方法有两个:龟与筮,也叫“占龟”与“祝筮”。筮,就是用筮草占卜;龟,则是先在兽骨或龟甲上钻眼,再放进火里烧,然后根据裂纹来解释神意。这些解释都要刻在兽骨或龟甲上,所以叫“甲骨文”。 但与埃及不同,商王并不为巫官另建神庙。他的神庙就是他的王宫,他自己则是最伟大的“与神沟通者”。标志和象征,就是青铜礼器。礼器属于王,不属于巫。因此,王宫所在地既是政治中心,也是祭祀中心。 这就把王权和神权统一起来了。同样,在商人那里,祖宗崇拜和鬼神崇拜也是统一的。因为在天上,最善于也最能够与神祇沟通的,是商王的祖先;在地上,最善于也最能够与祖先沟通的,则是商王自己。因此,不是祭司而是商王,或者说“时王”(在任商王),才与神祇之间有一种天然的契合。 是的,神契。 时王、先王、神祇之间的契合来自天赋,因为“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是商族赞美诗《玄鸟》的第一句,讲述了一个古老的神话:商的女性始祖“简狄”在吃了一只玄鸟蛋后,就怀孕生了他们的男性始祖“契”。这当然是“天意”,也意味着“神权”。于是,天命与神授,也统一起来了。 那么,这只神秘的玄鸟,又是什么? 燕子。 是燕子吗?是。郭沫若说是凤凰,恐怕不对。就算是,也是燕子变的。因为玄鸟每年都要降临人间一次,凤凰则没人见过。 玄鸟或燕子北归,是在春天。春天是性爱的季节,也是商人性解放和性自由的时光。这时,除男性奴隶外,贵族、平民和女奴隶,都可以自由地来到玄鸟神庙,在神的面前尽情享受一夜情。当然,也可以多次和多人。 奇怪吗?不奇怪。因为许多民族都有这样的习俗,比如印度人和非洲人。目的,则是在一个短时期内回到原始时代,弥补婚姻对人性的压抑,重温远古给性爱的自由。它甚至是古罗马的一个固定节日,叫“沙特恩节”。[6]只不过,时间是在冬至,也没有燕子或玄鸟。 这是性爱的“复活节”。 商人的“沙特恩节”不但复活了性爱的自由,也揭示了文化的密码。它告诉我们,商族最早是以燕子为生殖崇拜象征的。后来,它变成了图腾。进入国家时代以后,又像埃及一样,变成了神。 变成神的燕子,原本完全可以像荷鲁斯那样,继续保持鸟的形象,因为它很可能就是伏羲手上那只太阳神鸟。那么,你是鹰,我是燕,大家都是太阳神,有什么不可以?可惜,太阳崇拜是属于夏文化的,商文化必须更高级。高级就得抽象。于是玄鸟就变成了一个抽象的神——“帝”或“上帝”。 天庭有“上帝”,是因为人间有“下帝”。下帝商王,是玄鸟的后代,上帝的宠儿,青铜礼器的主人。饕餮、肥遗、夔龙和虬龙,都为他保驾护航。 这样的江山,虽非铁打也是铜铸,怎么也说亡就亡了呢? 不能再胡闹了 把殷商赶下历史舞台的是周。 周人的气质完全不同。 正如后世儒家所言,周人很可能是“文质彬彬”的。孔子就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相比较而言,夏则“朴而不文”,商则“荡而不静”。[7]换句话说,夏质朴,商放荡,周文雅。夏的时代毕竟原始,想华丽也华丽不了。意识形态更不成熟,只好听天由命,甚至傻里呱唧。 那么商呢?商人真的放荡吗? 放荡。或者说,爱折腾。 商人确实喜欢折腾。张衡的《西京赋》就说“殷人屡迁,前八后五”,也就是商汤之前迁徙八次,商汤之后迁都五回。是的,这个民族有可能起源于河北易水流域,后来迁徙到渤海沿岸和山东半岛。他们来到中原,跟当年的炎帝族一样,也经过了万里长征。只不过,炎帝是西戎,他们是东夷;炎帝的图腾是兽(牛),他们的是禽(玄鸟)。但敢想敢干,一样。 这是一个富有想象力、创造力、探索精神、开拓精神甚至叛逆精神的民族。他们几乎把所有的可能都尝试了一遍,结果弄得自己一半像“中国”,一半像“外国”。比如神权政治,像埃及;等级观念,像印度;制定法典,像巴比伦;商品经济,像腓尼基;奴隶制度,像罗马。根据卜辞的记载,他们甚至可能有罗马那样的角斗表演,让沦为奴隶的战俘自相残杀,供商王和贵族观赏。[8] 殷商六百年,浓缩了世界古代史。 但最“不像中国”的,还是他们的工商业城市经济。殷商的工艺水平极高,手工业也相当发达。就连马缨和篱笆的制作,都有专门的工匠,完全达到了专业化的程度。这些产品除了满足商王和贵族的骄奢yin逸,也拿到市场上买卖。生意最好的时候,庙宇都会变成市场。更多的商品,则被成群结队的商旅驾着牛车骑着象,运往五湖四海世界各地。这种盛况,在上古唯独殷商,以至于后人会以轻蔑的口气,把跑来跑去做生意的称为“商人”。 如果不是周人异军突起,殷商会不会发展为罗马帝国? 难讲。 黄河九曲十八弯,中国道路也一样。 然而在周人看来,商人就是在“闯红灯”。其中最为严重的有三条。第一是“析财而居”,也就是父母在世的时候,就分家过日子,包产到户,甚至析财到人。就连妇女,也有自己独立所有的土地和财产。第二是“以业为氏”,也就是从事什么行业,就姓什么氏,比如制陶的是陶氏,制绳的是索氏,做旗帜的是施氏,编篱笆的是樊氏。第三是“以国为姓”。诸侯封在某国,就姓某,商王也不管他们是不是自家人。谁的实力强,谁就是大爷。 显然,这是对祖宗家法的背叛,这是对家国体制的破坏,这是对中华传统的挑战。想想看嘛!以业为氏,还有“父”吗?以国为姓,还有“君”吗?析财而居,还有“家”吗?家都没了,还有“国”吗?家国、君臣、父子都没有了,还有“天下”吗?照他们这样下去,变图腾为祖宗,岂不是白干了? 这比酗酒、泡妞、开裸体舞会、以渔猎为游戏、不听忠言、让女人干预朝政等等严重多了,当然不能再让他们胡闹下去! 后起之秀周,要为中华文明立法、立范、立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