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四十三章 古怪的正确
第五百四十三章古怪的正确 王雱听得只是微笑，轻轻点头。 吕惠卿接着说道：“听闻官家都将内库交由皇后整顿了，为什么没有交给宫内两位王爷？名不正，言不顺啊。” “所以为了家中和睦，公子应该当仁不让，把这个家理起来，将每月用度安排妥当！一来让参政也看到你的能力，二来嘛，如今参政俸禄不菲，何必随意花掉？置办些田亩，休沐之日，也得林泉之趣嘛。” 王雱会意，笑道：“就如国政一般，先从财政把法度建立起来。” 吕惠卿笑道：“齐家而后治国嘛，从我者留之，非我者去之，不然还怎么做事？道理都是相通的。” 两人心照不宣，对视一眼，都是一笑，然后继续查阅书信了。 三月，王安石上任以来第一次大人事调动，引发了又一场朝争。 河北都按察使，知开封府，翰林学士滕甫罢，知郓州； 翰林学士郑獬罢，知杭州； 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罢，知应天府； 知谏院钱公辅罢，知江宁府。 事情从滕甫开头，之前滕甫主动请求巡查河北，比司马光和苏油早一个月回京，重新履任开封府的职位。 王安石以河北振兴，需要重臣坐镇，郓州的煤铁，滨州宁海，沧州盐山两处盐场又是新务，滕甫救灾时就在郓城，了解当地情况为由，认为为了国家考虑，在司马光和苏油都被皇帝拒绝外任的情况下，滕甫就是最佳人选。 同时王拱辰因为之前的履历存在瑕疵，一直在朝堂的风评中就不是正人，故而应一起外放。 滕甫在朝堂上声名很好，和王拱辰一起外放，这就有点恶心人了。 而且从知开封府改知郓州，还是刚刚在河北立功的情况下，明显有失公平。 于是朝中私下传言，认为是当年知贡举时，王安石和滕甫起过冲突，王安石“深恶之”。 加上赵顼对滕甫也很看重，朝中私下传言，王安石害怕滕甫对赵顼产生过多于自己不利的影响，才想方设法将之外放。 另外，还因为一件事情。 曾经有一次，赵顼问滕甫：“卿知君子小人之党乎？” 滕甫回答：“朝廷无朋党，虽中主可以济；不然，虽上圣亦殆。小人如野草藤蔓，必附乔木才能成事。” 而王拱辰自北京还朝，对赵顼上表，称臣欲纳忠，而未知陛下意所向，又言牛李党事方作，不可不戒。 赵顼征求王安石的意见，王安石说道：“拱辰在仁宗时交结温成皇后家，人皆已知其不正，不当复任用。然此未足为jian邪，他说的未知陛下意所向，就是要逢迎上意，唯命是从，这才是真正的jian邪之言！” 因此朝中还传言，王拱辰和滕甫一邪一正，同日被贬，是因为他们都提到相同的一件事——藤蔓附乔木，党事方作。 关于郑獬被贬的传言则是他在权发遣开封府的时候处理的那件鹌鹑案，不肯按照王安石的法子来，而后王安石却因引用法律不当而去职，因此交恶。 加上他和滕甫是好朋友，曾公亮本来准备让郑獬知西京洛阳，王安石在赵顼面前声言郑獬jian滑，一定要出知杭州。 而钱公辅，则是王安石的好朋友，他纯粹是认为出滕甫知郓州大为不当，几次在赵顼面前言滕甫不该离京，因此受到的连累。 既然好朋友挡道，那就请他挪挪位置好了。 坊间传言，此事还有伏笔，那就是薛向。 薛向在苏油到渭州前，是陕西转运副使，王安石当时领着群牧司，薛向请以盐易马，因此深得王安石赏识。 治平末年，苏油离任后，薛向因为种谔开边被连坐罢官。 淮南转运使张靖负责考察陕西盐马得失，回来后指出薛向对朝廷有所欺隐，存在虚增瞒报的情况。 钱公辅、范纯仁皆言薛向罪当贬官；而王安石力排群议，拿张靖抵法，反过来将薛向提拔成了江淮路发运使。 作为回报，薛向立即上奏，请于永兴军置卖盐场，以边费钱十万缗储永兴为盐钞本，官自鬻而罢通商。 争议更大的，是关于滕甫的继任者。 本来赵顼是想让定州知州孙长卿担任权知开封府职务，宰相富弼、曾公亮都未置可否，相当于默认。 但王安石却说认为孙长卿是jian险小人，不能担此重任，推荐河北救灾中立下大功，被司马光和苏油极力称赞的李肃之来担任此职。 苏油在郑州忙得脚打后脑勺，听闻这一通乱，不由得有些哭笑不得。 特么没一个干净！ 按事实结果来讲，王安石这番任命其实没什么问题。 而且对苏油并非没有好处。 振兴河北，是以他的方略为基础，所以苏油当然希望郓州这个核心，由一位清廉能干的大臣来主事。 滕甫真的是个好人选。 王拱辰是人人喊打的jian邪，不能留在赵顼身边，也是对的。 薛向这老小子，在陕西时堪称亲密战友，他的经济才能自然不用多说，担任江淮转运使，能力绰绰有余。 李肃之与自己也有交情，自己和司马光也曾向皇帝推荐过他。 花花轿子人抬人，他知开封府，对自己在郑州的攻略也很有好处。 郑獬和钱公辅，与自己没什么关系。 可问题是，这些正确的事情凑到一处，怎么就特么这么别扭呢？ 尤其是薛向，将解盐收归国有专营，他的江淮发运使倒是舒坦了，有钱买粮了嘛！可对陕西经济，绝对会造成巨大的打击。 蜀中制盐法在解盐中得到应用，当初四通商号是出了力的，有两成股份在里面，销售也是以商号为主，一直搞得风风火火。 如今薛向这么搞，是背叛了自己和四通商号，是笃定自己不敢拿陕西财政开玩笑，所以准备硬生生吞了这两成股份，作为给王安石的投名状！ 没说的了，这就是在为接下来的“均输法”做准备。 后人往往将这个法同国家调控联系到一起大加颂扬，认为这是抑制大商人，权贵们的有效措施。 但是认真研究就会发现，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儿。 理解“均输法”，最要紧是八个大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 所谓抑制大商人垄断，以国家资本进行低买高卖，以国家名义侵夺商人利益，不但在当时就招致误读，甚至千年之后，也有无数专家学者误读。 汉代均输法，是汉武帝对外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导致国家经济即将崩溃，不得已采取的国内掠夺措施。 将各地赋税贡物，折为当地最多最便宜的物品，运到价高地区销售，其核心是官营商业，目的是抑制个人商业行为，充实国家财政，核心是卖和利。 的确在短期内给汉武帝救了急，但是其后产生的灾难性后果也是不言而喻的，值得庆幸的是，汉武帝两次豪赌均输，算是赌赢了。 即使这样，汉武帝在巡幸泰山后也下诏：“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而王安石的《均输法》，核心与之大不相同。 宋代汴京，粮食仰赖东南六路运输，漕粮上供量，到如今已高达一年五百五十万石。 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数目，这些粮食当中分为两种，一种是正常的租赋，还有一种，则是补租赋之不足的入粜。 司马光就曾经上奏，六路粮食产地，老百姓粮足而钱乏，所以国家应当从这些地方购买粮食，以防止粮贱伤农。 大宋立国百年，从最开始部租赋，到租赋渐渐减少，入粜渐渐增加，到苏油所处这时代，入粜已经占到一小半。 王安石之法在宋代已经有人用过，仁宗朝时，许元担任发运使，诸路岁欠米贵的时候，则令输钱，以当税额。然后于米贱诸路购买粮食，补足当年朝廷租赋额度。 这就是王安石《均输法》的核心之一——徙贵就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