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最后的客人

    我命不久矣了。

    今天外面下着大雨。夏天总是这样。风四处撞击这座屋子的外壁，寻求入口。

    我想象在路过的旅人眼中（如果有人在这鬼天气旅行的话）这是一副惹人怜惜的画面。一处孤零零的乡间小屋：立在望不到头的田野中，笼罩在意欲毁灭的风暴中。

    但是，不；无论你有多么急切，我都不会让你进来的。我讨厌雨。

    家门口的路不算是路，最多算是一条荒芜小道，延伸到田野的远方。不下雨的时候，它是褐黄的，荒芜与尘灰的颜色。下雨时，它是黝黑的，显露出大自然未经铁皮履带和皮靴干涉时应有的模样。

    可惜，黝黑色代表我之后两天出门都会踩上一脚的泥巴。我决定尽量不出门。

    雨大概会下一晚上。我走到卧室里，把画架搬出来，放置在客厅的窗前，然后从藏室架子上翻出之前没有完成的雨景。我通常不画雨景，但我没有事做，且我已命不久矣了，未尝不能试试完成这幅作品。

    然而，将颜料分别挤到画板上后，我却迟迟下不了笔。

    青草遭受潮湿的打击后散发出的阴郁苦味灌满了屋子。雨声毫无规律；它依照一种武断的节奏，时高时低，一会儿呼啦泼下一大盆来，一会儿细细地低语。

    我盯着窗户，一手端着调色盘，突然想要画些房子。画一些挤在一起的，从烟囱互相交换厨烟的房子；不，我想要画些人。我出神地望向窗外，想象那个旅人。

    他弓着腰，手臂徒劳地挡在面前，另一手按着帽子，衣袖卷到手肘，迎风雨行走在泥路上，他的眼睛巍巍睁开一条细缝，从中正巧瞥见我的窗户里透出暖黄的光芒。

    他惊喜地张开嘴，说道：“人生啊！”然后他急急迈步前来，敲开我的门。我收留他，给他做些热汤，分享一点面包，他会在这里待上一夜。感谢上帝，或许他还会答应做我的模特，让我画上一两个小时，第二天上午再离开。这是一个不错的情景。

    但是，我想这名谨慎而疲惫的旅人进门后，必先得询问我苍白的皮肤与面颊上不正常的潮红。等我告知他我的痨病，他就会脸色一变，不再跟我对话，转而坐在房间的角落，也不接受我做给他的茶和汤，呆到雨一停立马就不告而别。

    当然了，并不是说我渴望这位雨天的旅人出现。我不会渴望。虽然我疾病缠身，但我的那一部分已被治愈了。

    只是，我总希望在我人生的最后一年，能再在陋居中殷勤款待一名客人：我命不久矣了。人总要在命不久矣的时候有一些愿望，不是吗？

    然后，就在第二天，我在河边发现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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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来是不想出门的。但是，昨晚我勾勒出了一副雨中森林的草稿，就那样放在画架上。早上送食物的麦格瑞特太太来过后，称赞了我的草稿。她每次都这么称赞：“这真是太棒了，先生。您真是个有天分的画家，先生。”

    因为让她看到了我这两天狼狈的孤独模样，我感到不满。如果是在以前，我或许还会感到焦躁、愤怒、与绝望。但我的那一部分已被治愈了。这想法又让我轻松。

    为此，大概是出于一种庆祝的心态，我决定去写生。

    我穿上靴子，收拾好画箱，出门，顺着小河往西南边骑车，可是骑在路上，我又感到不满；这不因为回忆，我不回忆，因为我的那一部分已被治愈了。我感到需要。需要什么？我需要合适的景色。

    我不断为自己提供答案，可是这答案又显得太过空虚，我想，或许我应该跟母亲打个电话。母亲，纽约的雨是怎样的？电话对面，她起皱的脸上有一张呈尖锐菱形的嘴唇。菱形的还有村庄里孩子们的风筝。他们在炽热的白天用羊粪涂抹我的房子，但他们不会是雨天的旅人。……

    想到这里，我的视线游荡到小河的边上。

    不，我跟他的相遇并不是命运的，并不是某一刻的惊鸿一瞥，而是寻找、寻找、与偶然的发现。

    这也是为什么他没能成为我的缪思。就是在那种思绪不定的情况下，我又漫无目的地骑了好些时候，视线一直定在河边（这就是原因）。云太高太远……天空是乏味的蓝……小河也永远是可预测的，无非总是冷冷地汩汩流动，它也不会是雨天的旅人……

    然后，我才看到了他。

    出于上帝偶然的仁慈，阳光很好，是那种脾气不定的夏日的烈阳，但由于时候还早，显露出具有欺骗性的温和面貌。

    他就在那里，在草坡的下面，亮晶晶的石头滩上，他侧躺在早晨的明光中，旁边是粼粼的河水，闪烁的水花迸碎在他的身边。

    为什么德国人会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天气，在这里呢？

    但这个时候我还未发现他是一个德国人。我只知道，在世界的最深处有什么平衡被打破了。

    我停下了车，单脚撑地，一时间目眩神迷地看着这画面。

    他脏兮兮的，浑身是泥，裹在暗绿色的衣服里，姿势不雅，形貌不整，他侵犯了大自然永恒如一日的运行。可是他又像已经在这里待了一百年了！他湿嗒嗒地躺在石头滩上，就那样理所当然地，无愧地存在着……紧闭着眼，头发贴在额上，胸口均匀地起伏，像青苔延伸出的一部分。

    就在这一刻，我明白了这画面就是我今日出门时所期待的“景色”。

    我下了自行车，把它靠在树上，然后走下草坡，踏上石头滩，滑溜溜的。不远处传来鸟类的啼鸣。

    德国人浑身软绵绵的——这时我已认出了他的军服——我从他身上摸出一把手枪来。我不知道怎么用，但这最好由我收起来。我把枪随手丢到自行车篮里。

    然后，我把软绵绵的德国人抬起来，放在座位上，我自己坐在自行车上管上，让他细瘦的手臂搭着我的肩膀。

    我骑得不快，这附近没有人，所以也没有人看到我的座位上坐了个昏迷的德国士兵，靠在我的背上。

    要是给人看见了会怎么样呢？我想也不会如何。别人会说，看看，瞧瞧，那个痨病鬼，那个可怜的白痴，那个画家，他成了个通敌份子，把一个德国人带回家去；那可怜的家伙，他是个什么也不懂的傻子，他都不知道那是个纳粹。

    当然，并不是说我确实介意这些；我应该感到被侮辱，这我清楚，但这感觉也已离我而去了，因为我的那一部分已被治愈了。

    就这样，我驶离了这处河岸，驶离了我捡到这个德国人的地方。他成了我最后的客人。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命不久矣了。1944年是我人生的最后一年。